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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

国 内

• “为了部落”：多人在线游戏玩家的结盟合作行为研究

• 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

• “民主”的隐喻与幻灭:社交媒体创新扩散与技术话语的互动分析

• 社交媒体、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微博为例的实证研究

• 社交媒体对青年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影响研究

• 认知负荷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及消极使用行为研究——以微信为例

• 从“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到“有关社交媒体的政治”——2012年以来俄罗斯关于社交媒体的政策调整及效果评估

• 青少年粉丝的参与式文化与业余文化生产——以百度贴吧《猫吧吧刊》为例

• 内容、情感与价值依赖:网红的传播艺术研究——基于准社会交往周期的思考

国 外

• 一码通吃：脸书上的情境坍塌，自我呈现策略和语言风格（OneSize Fits All: Context Collapse, 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es and LanguageStyles on Facebook）

• 网络欺凌中旁观者的干预：根据冒犯者的数量和转发方式可以预测旁观者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CyberbullyingBystander Intervention: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Retweeting PredictLikelihood of Helping a Cyberbullying Victim）

• 社交媒体活动和社交网络的政治意义（The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edia Activity and Social Networks）

• 探照暗社交：社交媒体社群中新闻和新闻业的相关角色（Sheddinglight on the dark social: The connective role of news and journalism in socialmedia communities）

整理| 陈想非

编辑| 珲哥

国内

一、“为了部落”：多人在线游戏玩家的结盟合作行为研究

游戏并非只是吸引人的声光刺激。游戏也是一种社交途径。而在诸多游戏类别中，多人在线游戏的游戏机制尤其倾向于促成团队合作和社会交往。其所形成的游戏社群，是一种新型的社交网络，对理解网络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该研究选择以青少年玩家在多人在线游戏中的结盟合作行为为关注点，基于游戏研究和社会互动的文献讨论，征募了10位游戏玩家进行深度访谈，试图理解这种新型网络中结盟与互动如何形成、网络本身对玩家有何意义，以及游戏中的合作经验如何挪移到其它场域。

研究发现，游戏中的名声展演、互惠行为和重复互动，是信任得以产生的基础、合作得以完成的关键，以及信任得以深化的保证。当前的玩家虽然非常重视游戏社群的长存性，但不会拔高游戏社群的意义。游戏中的合作经验目前也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达成对现实中其他场域的有限挪移。

在此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指出：网络人际关系不应被视为“匿名性”的失序关系，而是在重复互动中发展出了相当的秩序性；也区别于一味重视理性、个人和生产的现代性社会关系，而是在展演和互惠中，在无目标性的合群、情感上的共感共应中呼应了“新部落”、“无中心目标社群”等后现代概念；游戏社群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完全与现实隔离的魔环，而是在游戏内容、线上线下存在诸多交错。因此，多人在线游戏应成为理解网络社会的前沿，在对它的观察中可以看到网络社会的社群形态如何得以超越个人-集体、线上-线下等传统的二元对立。该文呼吁正视游戏集体合作的价值，以及通过游戏机制解决社会问题、碰触严肃社会议题的可能性；主张通过促进游戏玩家的反身性思考，使其将游戏中所存在的这些正向的合作经验和情感价值，透过屏幕延伸到现实中，从而积极影响其他场域，让游戏社群在游戏之外也发挥作用。

※ 王喆. “为了部落”: 多人在线游戏玩家的结盟合作行为研究. 国际新闻界, 40(5), 40-56.

游戏机制设计与社群文化型构

二、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

当前，对“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的恐惧弥漫了整个新闻界和知识界。这与社会化媒体初兴时，许多媒体和知识分子对互联网舆论的热切乐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该文尝试在西方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中解读这一思想转变过程，通过发掘其观念内部的一些无意识结构，指出当代自由主义分析框架在讨论网络民主问题时的固有矛盾。

作者梳理了反思社交媒体传播机制的三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主场重新设计社交媒体或加强事实核查的乐观派；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先天不足的悲观派；一种是将社交媒体直接视为孕育各种政治阴谋和民意操控的温床的批判派。

作者指出，这三派都倾向于将长期复杂经济状况下形成的社会危机完全转嫁给社交媒体和邪恶的外部力量，对深层社会矛盾有一种无意识回避。实际上，“后真相”并不强调信息准确与否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舆论分裂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他们更愿意接受的信息，并将其当做“真相”。问题的关键症结不在于传播过程之中，而在于传播过程开始之前的情绪和立场。而人们的倾向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系列基于经济和文化的社会鸿沟的存在。这一点，从特朗普的支持者有相当比重来自失落的劳工中产阶级，可以得到佐证。他们被全球化建制派的经济政策所抛弃，经受了40多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边缘化，终于借助新的传播工具，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另类”的声音。他们的公共表达也许是情感化的、偏听偏信的，但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残酷的，高度理性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将社交媒体本身作为替罪羊，是不公允的。只有在整体上把握四十年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才能超越社交媒体恐惧，更深刻地理解舆论分裂和"后真相"状况的成因。

※ 王维佳. 什么是真相?谁的真相?——理解“后真相时代”的社交媒体恐惧[J]. 新闻记者,2018(05):17-22.

三、“民主”的隐喻与幻灭:社交媒体创新扩散与技术话语的互动分析

社交媒体曾被认为是去中心化的、多元交互的、具有“民主”特质的传播媒介。这种“民主”隐喻在近年来出现式微之态。尤其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更是击碎了社交媒体的民主幻想。

该文将社交媒体创新扩散过程置入于即第五次技术革命（信息与互联网技术革命）的过程中考察，运用“导入—展开”模型来分析社交媒体作为传播技术发展史中的一次重要技术典范转变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

通过对社交媒体发展史进行梳理分析，该文指出，社交媒体创新扩散的政治经济历程与媒体技术话语的演变之间具有互动作用。数字社交媒体在推动整个媒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而社交媒体技术话语流变过程与社交媒体范式创新扩散过程遥相呼应，亦经历了四轮话语建构过程。

文章对以上互动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表明在媒介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传播技术的“媒介逻辑”必将与资本、政治、文化等社会力量协同共建。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中,技术的属性与价值难以逾越资本关系的制约。最初由反主流文化所倡议的具有开放、自由、民主特性的社交媒体，一旦进入资本价值为中心的传播生态体系中，便难逃沦为商业化工具的厄运。

作者指出，当前正处于社交媒体创新扩散的第四个阶段——深度商业化的成熟阶段。此时新经济与新技术修辞作为流行话语，成了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合法化服务的工具。随着社交媒体创新扩散的深入展开，资本要求最大限度地进行利益收割，网络传播媒介成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平台经济”“数据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概念的流行推动了监控、数据资本主义的合法化。“民主”的理念被弱化与稀释，资本与经济的目的被有效放大。伦理道德让位于经济道德，“隐私权”概念被弱化，数据监控与社会监控成为新常态并且被“强制性”合法化。社交媒体所主导的“媒介化社会”最终沦为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与数据资本主义社会。

※ 蔡润芳. “民主”的隐喻与幻灭:社交媒体创新扩散与技术话语的互动分析[J]. 新闻大学,2018(03)

社交媒体创新扩散与技术话语的互动过程

四、社交媒体、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微博为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及，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得以表达，甚至出现一些非制度化，即不具有程序正义性的政治参与行为。尽管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一定是非法的政治参与行为，但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与网络公共空间的良好有序治理也存在潜在威胁和负面效应。

该研究将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分为个体型（如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群体型（如在网上讨论过暴力抗法、群体性事件）两种，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围绕“社交媒体的使用——网民社会心态——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路径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1、信息需求越突出的用户，则呈现出越大可能性参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时，对时政信息越关注，这种行动的可能性同样越高；但是当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更偏向娱乐、生活类的信息时，这种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会削弱。

2、当微博用户感知得到的社会焦虑越高，同时社会冷漠和社会愉悦的情绪较低，那么他们越有可能在微博上产生一些非制度化的网络政治。

3、女性更倾向于参与群体型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其可能性是男性的10. 069倍。男性则参加个体型参与的可能性则高于女性。

4、收入对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更为明显，月收入水平低的微博使用者更可能参与群体型政治参与行为。对他们来说，网络政治参与不仅意味着意见的表达，也是代表着利益的抗争。收入越高，则参加的可能性越低。

5、从学历层面来看，学历越高者对政治知识和参与的需求也越大，而当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手段无法满足其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时，其个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会越高，但较高的思辨能力使得他们不一定会参与组织化程度高的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

※ 蔡润芳. “民主”的隐喻与幻灭:社交媒体创新扩散与技术话语的互动分析[J]. 新闻大学,2018(03)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结构方程模型

五、社交媒体对青年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影响研究

现代科技正在冲击和挑战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观念与意识。其中，媒介使用，特别是社交媒体使用带来的影响，格外引人注目。

该研究立足社交媒体对个人信息权意识的现实冲击，在回顾公民隐私权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中国境内的大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系统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网民的个人信息权意识。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时代虚拟与现实水乳交融的媒介环境直接影响着青年群体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形成和变化，不同的媒介内容使用行为会对个人信息权意识产生增强或削弱的差异化影响，而这种异质的双重影响则受到用户主体隐私心理需要强弱不同的中介。具体表现在：

第一，社交媒体中的社交使用对青年网民的个人信息权意识具有正向影响，且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对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影响最大。

第二，社交媒体中的新闻使用对青年网民的个人信息权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影响力仅次于社交使用。

第三，社交媒体中的娱乐使用对青年网民的个人信息权意识具有削弱作用。但影响明显小于社交使用和新闻使用，且是负向作用。

第四，隐私心理需要是影响青年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主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着青年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强弱，而且中介了社交媒体中新闻使用、 娱乐使用和社交使用对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差异化影响。

第五，社交媒体并不是影响青年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最主要的因素。除了社交媒体，一般媒介使用（包括传统线下媒体和线上媒体的新闻使用）同样直接影响着青年网民的个人信息权意识，其影响力虽然低于社交使用，但略高于社交媒体中的新闻使用。同时，生活满意度和网络讨论频度也是影响青年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两个重要因素：生活满意度较高和网络讨论频度较低的青年人群，他们的个人信息权意识会较高。

该研究在人格权领域延展了多维发展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媒介环境因素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权意识形成中的影响及其复杂的中介作用机制，为公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形成与变化提供了媒介环境维度和心理动因层面的经验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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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银. 社交媒体对青年网民个人信息权意识的影响研究[J]. 新闻与传播究,2018,25(04):17-38+126.

六、认知负荷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及消极使用行为研究——以微信为例

该文基于认知负荷理论，针对信息过载、社交过载和服务过载背景下社交媒体用户的倦怠情绪和潜水、屏蔽、忽略、退出等消极使用行为，借鉴组织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对职业倦怠、疲劳研究成果，探究社交媒体倦怠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不同消极使用行为的关系，以完善用户信息行为理论，为社交媒体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研究发现：信息过载、社交过载、服务过载对用户倦怠情绪均有正向影响，倦怠情绪进一步影响用户的潜水、屏蔽、忽略、退出等消极使用行为，且对不同强度的消极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

※李 旭 刘鲁川 张冰倩. 认知负荷视角下社交媒体用户倦怠及消极使用行为研究——以微信为例[J/OL]. 图书馆论坛,2018:1-9[2018-07- [7]19].

七、从“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到“有关社交媒体的政治” ——2012年以来俄罗斯关于社交媒体的政策调整及效果评估

2011年末至2012年3月，俄罗斯体制外政治反对派利用社交媒体组 织的“为了诚实的选举”抗议运动不仅催生了两个舆论场，还对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因此，自2012年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以来，为了巩固政权和保障体制安全，开始调 整针对社交媒体的政策。概括地说，是从此前的放任转向约束。为此，俄罗斯政府综合运用了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资本手段。

该文采取使用—政策—效果视角考察了社交媒体在俄罗斯2011-2012年“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中的使用以及引发的政策调整，并在后续事件发展的基础上初步评估了该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

该文认为，尽管这种治理方式在短期内是有效的，长期效果难以确定。

※阿娜斯塔西娅·舒霍列茨卡 娅贾乐蓉. 从“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到“有关社交媒体的政治” ——2012年以来俄罗斯关于社交媒体的政策调整及效果评估[J] 国际新闻界.)2018,(05)

八、青少年粉丝的参与式文化与业余文化生产——以百度贴吧《猫吧吧刊》为例

吧刊文化是中国粉丝以业余文化生产的方式，把自身所在线上社区的文化与内容作粉丝再现。

该文以"机器猫百度贴吧"生产的电子爱好者杂志《猫吧吧刊》为例，展示线上粉丝社区的参与式文化、业余文化出版及中国青少年的粉丝文化。

文章认为，90后及千禧代的国青少年粉丝掌握了一定的科技与媒介素养，能以媒介融合的方式，把喜爱的媒介客体转化成偏好的表现形式，由此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成参与者。

※陈天虹. 青少年粉丝的参与式文化与业余文化生产——以百度贴吧《猫吧吧刊》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5):141-145.

九、内容、情感与价值依赖：网红的传播艺术研究——基于准社会交往周期的思考

准社会交往是指受众对媒介人物( 如主持人电视角色等) 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依恋，并由此发展出的一种基于想象的人际关系。网红形象大多是为满足受众需求而建构，与粉丝进行准社会交往成为了形象建构的主要目的，属于准社会交往的范畴。

本文根据准社会交往关系不断推进的过程，指出网红形象建构存在着自己层层递进的传播艺术/网红在准社会交往环节的细化中需要完成三个层面的传播。从以内容吸引粉丝逐渐转为情感依赖，最终外化至价值层面的阶段。具体而言：

1、工具理性层面，主要是围绕传播内容而展开。这一阶段的传播艺术的重点，则是实现粉丝愿意与其进行准社会交往，也就是将吸粉作为准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第一步骤。但这只是满足了公众的个人需求，准社会交往还未达到更深的层次。

2、情感认同层面。此时，准社会交往的关键点在于与粉丝加深交往的情感程度， 而与其对应的传播艺术重点则是加强个性形象的建构。如通过与粉丝之间的频繁互动来设计亲切熟悉的形象， 在评论区回复粉丝的留言 直播中阅读网友来信并给予回复,定期的送礼物环节。

3、受众自我内化的行为层面。在与粉丝之间的准社会交往进行一段时间之后，情感层面的交流不断加强最终使粉丝自我内化，使其价值观与网红逐渐趋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粉丝对其进行模仿和崇拜， 准社会交往开始在行为层面对公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网红的生命周期，也与准社会交往关系的程度息息相关，提升传播艺术的手段在准社会交往的视角下也有了新的思考。

根据对各个层面理论规律的研究，该文分析当前网红传播的漏洞所在——内容传播同质化偏离了准社会交往的实质、个性传播跟风化缩短了准社会交往的生命周期、价值传播功利化使准社会交往呈现病态趋势。并提出了提升传播艺术的方法——需要将内容传播升级为品牌传播、将个性传播的艺术重点落在人文关怀中、将价值传播状态转为互利模式， 努力使交往关系趋于稳定化、密切化和健康化，使得准社会交往周期不断延长。

※张允,郭晓譞. 内容、情感与价值依赖:网红的传播艺术研究——基于准社会交往周期的思考[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5):98-102.

国外

一、一码通吃：脸书上的情境坍塌，自我呈现策略和语言风格（One Size Fits All: Context Collapse, 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es and Language Styles on Facebook）

情境在人类的日常互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情境，规定了不同的自我角色和社会关系。我们由此展开不同的自我呈现和身份管理，与不同的人形成关系。然而，随着SNS的普及和流行，用户的所有人际关系可能呈现在同一社交平台上，导致原本彼此分离的不同情境之间，界限开始模糊。用户跨多种规范管理个人界限和在线身份的能力由此遭到挑战，产生了“情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该文将不仅关注“情境坍塌”下，人们披露内容的“量”（说了多少），也关注“质”（说了什么，用何种表达方式）是否发生变化。该文从语言风格的多样程度（language-style variability）、 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个人信息（person-related content）三个维度界定这一“质”，并将其与用户个人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异质性相联系。所谓规模，即好友的数量。异质性，即该用户好友之间互非好友的程度。前者是对社交网络扩张性程度的衡量，后者是对碎片化程度的衡量。

研究发现：

1、用户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异质性越大，发布的状态更新越多。这可能是因为好友的量大质异，可能会增加交流机会。并且，以他们为目标受众发布信息，可能更有机会吸引到其它圈子的人、接触到新的信息。这体现了弱连接的优势。

2、网络规模、异质性越大，语言风格的多样性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大量的、高异质性的好友的存在，使得用户的自我呈现变得非常有难度。于是，用户倾向于采取“一刀切”（或一码通吃）的策略，只呈现那些普遍适用于大多数好友的信息。

3、网络规模越大，个人在Facebook上分享的积极情绪越多，消极情绪越少。但这样可能导致在最需要支持的困难时期，人们或许不太可能从他们的网络中寻求社会支持。而异质性则完全相反，异质性越高，发布的内容越少积极情绪，越多消极情绪。

4、网络越异质，用户越倾向个人化表达（如披露私人信息，使用第一人称“我”）。也许，也许，在同时与多个圈子的好友的交流中构建个人身份形象的压力下，一个安全的策略是将自我披露限制在普通的日常个人轶事中，建立一个诚实的“公共”（在整个网络可见的范围内）在线身份。

※Gil-Lopez, T., Shen, C., Benefield, G. A., Palomares, N. A., Kosinski, M., & Stillwell, D. (2018). One Size Fits All: Context Collapse, Self-Presentation Strategies and Language Styles on Faceboo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3(3), 127-145.

二、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干预：根据冒犯者的数量和转发方式可以预测旁观者帮助受害者的可能性（Cyberbullying Bystander Intervention: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Retweeting Predict Likelihood of Helping a Cyberbullying Victim）

随着社交媒体深深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欺凌现象也日益增多。据估计，20％到40％的互联网用户可能遭受过网络欺凌。网络欺凌不仅损害受害人的福利，而且可能造成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因而成为无法忽视的公共问题。虽然之前的研究表明，旁观者的干预可能有效地打击网络欺凌，但现实中旁观者往往不会介入。因此，了解网络旁观者究竟如何评估网络欺凌情况，对于解决这一问题非常重要。

该研究通过实验的方法，让受试者接触来自以Twitter截图呈现的不同的网络欺凌信息，并以“自己认为这些内容有多大程度的伤害性”、“多大程度上可视作欺凌”、“多大程度上感到自己有责任干预”、“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的可能有多大”等问题对受试的态度进行评估。

研究发现，增加参与网络欺凌的人数，将导致对网络欺凌的伤害和评估的看法的提升。受试如果看到有四个人发布网络欺凌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会更有可能认为推文是有害的、将其评价为网络欺凌行为、认为自己有责任干预，并且更有可能表达出直接干预的意愿，而非袖手旁观。这可能是因为参与网络欺凌的人越多，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失衡就越大。旁观者感受到的不公平就越多。

此外，当旁观者阅读到的是转发的推文，而非冒犯者原发的推文时，参与者会认为其更少伤害。值得注意的是，是否转发本身不会影响旁观者对网络欺凌的判定，其个人责任感或干预意图也不会受影响——所以，当只存在一个网络欺凌行为人时，他是转发还是原发，没有区别。但当冒犯者不止一个时，如果他们都以转发的形式进行攻击，那么原本由人数增加所提升的伤害感、评估水平、责任感和干预意图，都会被削弱。相反，当旁观者看到欺凌者，个个都以原发推文的方式攻击他人时，他们将感受到最严重的伤害、将其判定为网络欺凌程度最高，愿意承担最大的个人责任，表现出最大的决心直接干预。

总之，如果一群攻击者人人都以原发推文进行攻击，将带来最大程度是网络欺凌重复效应。其它形式的重复（如多个欺凌者复制同一个内容或被一个欺凌者重复攻击时）虽然仍然非常有害，但在旁观者眼中，它们表现为不那么严重，成了一种衰减的重复形式。

※Kazerooni, F., Taylor, S. H., Bazarova, N. N., & Whitlock, J. (2018). Cyberbullying Bystander Intervention: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Retweeting Predict Likelihood of Helping a Cyberbullying Victi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3(3), 146-162.

三、社交媒体活动和社交网络的政治意义（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edia Activity and Social Networks）

众所周知，互联网在筹集竞选资金，获取信息，分享和讨论观点，以及动员个人采取政治行动等方面已经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然而，尚不明确的是，社交媒体参与是否、何时以及为何与政治参与相关。

该研究将社交媒体活动分为友谊驱动型（FD）和利益驱动型（ID），研究这两种在线活动对在线参与政治和线下形式的政治行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FD和ID的在线活动均与政治参与有关，但方式不同。FD在线活动导致在线参与政治的增加，ID在线活动导致线下政治行为增加。

此外，研究还发现年轻人社交网络的规模与FD和ID在线活动之间能产生相互作用，进一步促进政治活动。这表明，接触“弱关系”（由大型社交网络产生）会促进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Kahne, J., & Bowyer, B. (2018).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media activity and social network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24.

四、探照暗社交：社交媒体社群中新闻和新闻业的相关角色（Shedding light on the dark social: The connective role of news and journalism in social media communities）

如今，即时通讯应用（如WhatsApp的群聊）和Facebook群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它们不仅塑造了人际交流，还塑造了人们将自己导向公共生活的方式。这些“暗社交媒体”构成了用来进行“公共联系”的重要空间，成为将人们的私人世界和外部公共世界相连接的手段。（所谓暗社交媒体，指的是自我封闭的、外人难以探查抓取数据的，具有一定的私人性的社交空间，与可公开浏览的论坛等相区别）

该研究利用焦点小组（分别基于地理相关，工作相关和休闲相关的群体），深入了解人们如何以及为何使用新闻和新闻业来连接这些半私人性质的空间——从本质上讲，它通常具有比开放型社交媒体更“积极”的社交性和交际参与。

研究认为，人们在即时聊天程序和Facebook群组中的时事参与，不能简化为用户的个人行为，它们也是一种社交实践，其意义需要在群体层面加以考虑。使用WhatsApp和Facebook群组，参与者创建了自己的在线空间。他们通过信息交流促进社区内的持续联系，形成了对包容性，参与性，相关性和建设性的个性化理解。例如，WhatsApp的私密性使其适合社交并且毫无畏惧地讨论关于共同个人利益的人际新闻和故事，促进团队内的团结。一次性事件，如果不能引发成员的任何进一步参与，会被认为缺乏吸引力；又如，参与者很少在WhatsApp上分享突发性新闻，因为这些新闻在Facebook或其他平台，大家都能了解到。相反，WhatsApp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来理解新闻，发现故事的日常影响并讨论潜在的解决方案。

虽然社区类型（地理，工作和休闲）在塑造成员如何构思和参与群体内的新闻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这些群体中，如何看待和对讨论新闻，更强烈地取决于群体的交流目标。暗社交媒体允许用户与他们在私人环境中信任的人讨论新闻。因此，暗社交在技术上可以让人们成为好同事，朋友或邻居。但一旦事务超过社区界限，在这些平台上就显得不合适。虽然这种向封闭的社交媒体环境的转变可能会使人们的人际网络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同时也限制了将社区与更广泛的领域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因此，“暗社交平台”可能会限制用户所接触的新闻来源和政治观点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暗社交的流行对民主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Swart, J., Peters, C., & Broersma, M. (2018). Shedding light on the dark social: The connective role of news and journalism in social media communities. new media & society, 1461444818772063.

△封图来源：yuntoo.com